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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斌解读旅游业“工匠精神”期待世旅大会结硕果

潘泱 丨 中国网 丨 2016-05-18


5月18日至5月21日,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它不仅是中国旅游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更是世界旅游发展的转折点——中国旅游的崛起将改变世界旅游发展格局,主导世界旅游话语权,传播中国好声音。

中国网发起以【中国旅游的“世界观”】为主题的“世旅大会”系列报道。该系列以“有趣、好看、可读”为理念,多维度地传播一个“有故事、有观点、有价值”的“世界旅游盛宴”。

 

由中国率先倡议,并主导推动的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召开在即,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戴斌从“世界旅游观”谈起,一直谈到中国旅游服务业的“工匠精神”,信手拈来,意犹未尽。他指出:“本次世界旅游发展大会是以政府层面举办的世界级大会,除了呼吁旅游的重要性,保持可持续发展之外,还要从行政主体的角度来解决相关问题。各个国家如果想继续领导旅游行业发展的市场主体、消费主体,必须有一个新的战略理念。”

二战后,现代旅游业迅速发展并且成为一个新兴行业,经过战争的洗礼,世界各国航空、铁路等现代化交通工具有了质的飞跃,特别是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不仅大大缩短了旅行的空间距离,而且让人们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同时,也使得人们旅行费用大大减少。由此,西方国家已经从消费层面形成了赋予公民旅游的权利。

社会化大众旅游的迅速普及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当时,整个世界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世界经济的快速恢复和持续发展,私人财力足够应付外出旅游等刚需,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许多国家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闲暇增多的同时,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外出旅游。

世界旅游组织在1980年发表的《马尼拉宣言》中提出,只有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并改善其生活条件,使之符合人的尊严为最终目标,才能得到繁荣的发展。旅游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样是公民的权利。

80年代以后,以世界旅游业理事会WTTC、PATA机构为代表的力量迅速崛起,“市场主体”框架已逐渐清晰。自此,西方国家旅游业衍生出私营和公共两种部门,其中私营机构对旅游业愈发重视,从“消费自发”走向“市场自发”,四季酒店、喜来登等相关机构都随之蓬勃成长。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欧美市场主体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发展期。在这20年里,世界旅游业不满足于本土高速运转的格局,开始有意识地迈向未知世界,将成熟的旅游产业发展经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形成了旅游业的全球布局。中国80年酒店先进的管理经验也是在这段时间引进。在市场主体、消费主体这两股力量的共推下,另一股力量——“行政主体”应运而生,并发挥作用。

至此,戴斌指出,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市场主体”的自主发育和自我成长机制尚不完善,仍需“行政主体”以放松管制、招商引资、刺激消费等措施来推动其发展。

90年代末期,以亚太地区为代表的包括拉美、中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其交通、道路、景区、车辆等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无法支撑旅游业的硬性发展,在没有公共部门推动下,缓慢的产业发展面临着如何转型升级。在既不挤垮市场,又要发挥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各个国家开始了第三次旅游浪潮的探索。

在戴斌看来,无论是WTO还是WTTC都没有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念。所有口号都没有一个突出的理念来阐述“消费、市场、行政”三者之间的明确关系。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行政主体从概念上应发挥的作用,始终模糊不定。

“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观点之一就是对公民权利、消费主体进行讨论,而像旅游促进发展、旅游促进扶贫主要是从行政主体方面来提出的。”戴斌期待,本届大会能够捋顺“消费、市场、行政”三者间的脉络关系,特别是行政主体的推动作用。

戴斌表示,从世界旅游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二十年各国都在投入重金宣传推广,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到访,鼓励市场主体开发旅游资源,但是总有一种拳头打在棉花上似的,找不到着力点,起到的作用很微弱。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没有解决国家层面的旅游政策有关,比如安全、签证、免退税等。

“WTO推行的自由化与签证关系紧密,国家的签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发展进度,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我国放开签证限制,但是反之却不是这样,这种情况在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同样存在。比如日均消费限制、服务贸易配额限制,这些政策障碍实际上阻止了旅游发展,政策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障碍。”戴斌说,“旅游是人的权利,那就应该支持让它自由行走。”

本届“世旅大会”除呼吁旅游的重要性外,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能否进一步达成自由、开放、共享的旅游政策导向。例如“旅游是公民的权利”,这似乎又指向原来那些行政主体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签证政策、航权政策、边境政策、安全政策等。戴斌提出,世界各国、各地区政府制定的政策,都应当以保障公民自由旅行和旅游权利为导向。

长久以来,多国的政策与我国以往的政策一样,都是一脉相承的“重商主义”,强调入境。在戴斌看来,这种贸易思维能否还将使用,值得商榷,必须有一个新的“共识”来指引未来,并立足于理论制高点,切实指明旅游发展之路。

如今,我国出境旅游的快速增长发生在最近十年间,去年出境游客已达1.2亿人次,出现井喷式的增长,甚至出现中国游客带动世界经济的现象。由此,人的需求和品位是不断升级的,不过,当人们感叹不再缺钱或不太缺钱的时候,这说明国人越来越注重精神消费了。此外,“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中国人大声聊天的习惯,“他们”还是会有些不适应。”

“这么大体量的游客,从概率上讲,不文明现象的出现在所难免。”戴斌指出,任何国家都需要经历从不文明向文明发展过程,不能以偏概全去讨论中国游客的素质。文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习惯。从国家层面来讲,很多国家对中国游客仍然持乐观态度。

“我们既要承认,部分中国游客在海外旅游中确实存在不文明行为,应当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戴斌指出,中国游客海外不文明行为很多与生活习惯的差异有关。在大规模出境旅游的初级阶段,出现一些不文明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政府部门大可不必如此敏感,别国要宽容,自己要从容,不能被歧视的负面情绪所左右。

戴斌建议,需将旅游意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系列,进到课堂、进入社区。对于出国旅游的老百姓来说,当他们出游时,会从每一个游客的形象汇总到一个国家的形象。所以,教育应该面向大众、国民的、日常教育,但建议从居民生活推动,而不是从外交外事的高度推动。

对于旅游业而言,涉及到旅游业从“传统”到“现代”,从满足“旅游者”基本需求到“大众”更加满意,从“旅游业”到“服务业”,将旅游业培育成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就意味着“服务”两字将牢牢占据“核心价值观”的制高点。

在戴斌看来,自古以来士农工商,商为末流,古语也常说“学而优则仕”,却没有说“学而优则商”的说法。所以,对于中国旅游服务来讲,可以用“工匠精神”进行概括。

商人创造了财富,可以享受自己应有的自豪,理应获得更多的掌声;而兢兢业业服务大众的人,也应该享受财富的自由。

“哪怕是一个门童,也依然有自己的自豪,但这个自豪不是空泛的,是需要一辈子来完成一个社会阶层的流动。”戴斌如是说。

如何去尊重服务?在戴斌看来,如果光喊口号,没有制度,结果只能有少部分人可以用“工匠精神”去诠释、去完成目标。

据了解,戴斌院长曾写过很多关于中国旅游业“服务精神”的文章,通常使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去讲别人感兴趣的事情,并且得到的反馈往往是很正面的。而他之所以能获得绝大受众的认同,只是因为——

“我长期和他们在一起,我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戴斌如是表示。(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