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物考古:江口出水文物"永昌大元帅"金印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江口沉银）遗址近日已结束第二阶段考古发掘，围绕张献忠及出水文物的相关研究，明末农民起义这段历史日渐清晰。

记者5月6日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简称“省考古院”）获悉，眉山警方两年前缴获的江口出水文物——“永昌大元帅”金印，其归属正在学界形成共识。省考古院公众考古中心主任李飞和四川大学博物馆研究人员周克林近日同时发表文章，一致认为“永昌大元帅”正是张献忠本人。

李自成封“永昌大元帅”年代不符

2016年10月，眉山警方宣布破获江口沉银遗址盗挖倒卖文物大案。在追回的文物中，一枚“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受到学界关注。这枚印章金光灿然，虎钮身姿矫健，最引人注目的是用“九叠篆”在印台上阴刻了“永昌大元帅印，癸未年仲冬（1643年）吉日造”字样。九叠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篆书，象征着极高的身份。金印在江口出水，证实曾为张献忠所有，而“永昌”恰好曾是李自成的年号，那这枚大元帅金印，究竟是张献忠的还是李自成的呢？

在两年前金印公开时，学术界莫衷一是。随着研究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李自成不可能是“永昌大元帅”。

李飞说，江口出水的文物，那些金册银锭等大多缘自张献忠一路掳获。按常理推断，这枚“永昌大元帅”金印除了是他自己所用以外，极可能来自他抢劫的对象，并且可能是明代以前的物件。然而查阅历史即可发现，在明代只有皇室才能用金印。“明代百官不用金印，是明代皇权专制使然，就是银印也控制得严，只有少数一二品官员才能使用。”同时明代能称元帅的也很少，“倒是明末农民战争中，多位起义领袖自封或者被封为元帅。”

那这个元帅为何不可能是李自成呢？李飞说，永昌大元帅印铸于1643年冬，“但李自成在当年正月就自立，三月称‘新顺王’。因此年底不太可能再自封大元帅。”李飞查阅史料获悉，李自成为避讳父祖，曾专门颁布一切文书要回避“印”等十字，“他自己更不可能在印章上刻上‘印’字。”

这个说法也得到周克林的证实。周克林同时还发现，李自成虽然曾多次自封大元帅，“但他的封号中，均带有‘倡义’二字。这枚‘永昌’印章却并无这种字样。后来李自成建国后曾改元永昌，但已是1644年，晚于印章的铸造时间，因此印章之名显然与李自成年号无关。”

“永昌”寄托张献忠美好愿望

那自己只想当“倡义”大元帅的李自成，会不会再设“永昌大元帅”职位，将其颁给同为起义军首领的张献忠呢？

在明末农民起义中，张献忠在崇祯十四年兵败后，曾短暂投靠李自成。但周克林认为，除了这次短暂的接触，李、张二人并无长期统辖关系。更有意思的是，在投靠李自成以后，张献忠险些被杀。“因此李自成不可能把代表最高军事权力的大元帅金印颁发给张献忠，张献忠也断然不会接受任命。”

李飞认为，既然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有自封或被封大元帅之风，这些起义将领中与江口沉银发生联系的，又只有张献忠一人，因此印章极可能是张献忠本人所有。

张献忠曾经自封过“永昌大元帅”吗？李飞说，虽然史料上对此并无记载，但这种做法完全可能。

在金印铸造的1643年，张献忠5月已攻占武昌，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次年正月，便率军进入四川，占领成都以后称帝，建立大西政权，改元大顺。“1643年，正是大西军向南征战、势力最盛之时。张自封永昌大元帅符合当时的形势，也表达了自己对政权永昌的期待。”周克林则表示，虽然文献上没有记载张献忠自封大元帅的事，但他有可能在军队中设置并自任。因为在政权和军队建设上，张献忠一直紧跟李自成步伐。当李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的时候，他完全有可能照搬。

张献忠当元帅后不到一年，便在成都称帝，金印不再使用。只是，大西政权此后受到南明和清的夹击，内忧外患。张献忠为求妥善后路，于是“括府库民兵之银，载盈百艘，顺流而东”。李飞说，由此可见张献忠此时已计划放弃成都，转移财产。但因杨展成功阻击，一切计划都化为泡影。这枚元帅印，应该便是此次转移财产中的一部分。

记者了解到，江口出水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已在持续推进。未来，将有更多关于“张献忠沉银”及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被揭开。

（吴晓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