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杰:月湖开中国风气之先 天一阁为藏书文化代表

【点睛】天一阁体现了士大夫藏书守道的文化，而月湖则体现了近千年中国士大夫完整的文化生活和高雅的精神追求。而天一阁和月湖对宁波的影响，是人们对书籍和知识的敬重，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敬重。这也促使宁波成为了文献大邦，对传播思想、传承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1月13日，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副书记，宁波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文杰在接受中国网专访时表示，宁波不仅盛产茶叶、丝绸和青瓷，同时还是书香之城。宁波信奉的是文化的力量，是一种积极进取、拼搏向上的价值观。而天一阁和月湖对宁波的影响，是人们对书籍和知识的敬重，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敬重。这也促使宁波成为了文献大邦，对传播思想、传承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黄文杰认为，天一阁和月湖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是“点”和“面”的关系，天一阁只是月湖的一部分。月湖由十洲组成，天一阁位于月湖的芙蓉洲。天一阁是中国藏书文化的集中代表，它的起点是范钦决定修建藏书楼，从历史角度来看，天一阁其实是一座从明代开始、历经四百五十余年的图书馆，是藏书文化的物质载体，崇尚文教的典型代表建筑。

天一阁包藏的独特文教，在宁波人余秋雨的《风雨天一阁》里关于这方面有非常抒情的描写，天一阁藏书有点封闭性，因为它在建造初期是为家族的科举服务的。当一个家族占据了大量的藏书，就有科考的“独家秘籍”。当年的范钦，是他所在的城西范氏家族于明代第一个考上科举成为进士的人。范钦修建了天一阁后，藏书更加丰富，范氏家族也就成为了在清代科举中宁波成绩最突出的家族。藏书楼的聚散也是跟科举息息相关，当清代取消科举制度后，天一阁大量的藏书也开始散失。现在，天一阁的藏书有三十余万卷，大多数已经不是天一阁自身传承下来的，而是民国时期包括解放以来，其他藏书家和藏书楼“百川归海”，将书籍捐献给天一阁，这也成为了宁波文化的象征。

关于天一阁的封闭性，余秋雨在《风雨天一阁》中写过一个故事，清朝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酷爱诗书，想嫁入范家后登上天一阁阅览群书，可谁知范氏家族规矩森严，严禁妇女登天一阁。最后，钱绣芸也未能如愿，年仅26岁就抑郁而终。关于这个故事，还有多种传说，据说钱绣芸嫁入的不是范氏家族的本族，而是旁族，所以不能登阁看书。钱绣芸名字中的“芸”字也代表了她对书的爱好，芸草可以防蛀，以“芸”为名，可见她对一脉书香的衷爱。这个故事也可以看成，在为男性设计的科举制度下，古代女子文化地位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象征。

天一阁虽说封闭，但也是相对而言，它有开放的一面，它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对文人学士、大儒名流的开放。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袁枚、阮元等大学者都曾登阁看书。黄宗羲曾在月湖讲学八年，并成立了甬上证人书院，这个书院是浙东史学派的成立标志，也是黄宗羲讲学最有成就而且影响最大的时期。浙东有两个学术特别有名，一个是阳明心学，一个是浙东史学。章学诚有《浙东学术》一篇，专门论述浙东的学术传统，并强调浙东学术的精华在史学。章学诚所指的“浙东学人”，包括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等。近代以来，经过梁启超、章太炎、钱穆、陈训慈等史学家的继承与发扬，“浙东史学”“浙东学派”的提法广为人知。这些大学者很多从天一藏书楼里阅览、学习珍贵的典籍，所以也可由此看到天一阁深厚的文化底蕴。

黄文杰还提到，清代乾隆皇帝将天一阁看作一个奇迹和范本，乾隆也让天一阁确立了藏书的范本地位。当年，乾隆为了编写《四库全书》，曾在全国范围内收书，天一阁进贡了珍稀古籍641种，为各地进呈之最。乾隆大为赞赏，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铜版画《平定回部得胜图》、《平定两金川战图》各一套赏赐给天一阁，并御赐“全国藏书楼典范”的牌匾。时至今日，《平定回部得胜图》仍然毫发无损地在保存在天一阁中。清朝修撰《四库全书》后，七座官方藏书楼也是仿造天一阁的规制修建而成的。这也大大增强了宁波的城市文化自信和知名度，书籍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集中代表，藏书文化由天一阁“代言”，对当时的宁波来说，对文化的自信和提升有正面和积极作用。

其实在明代月湖众多的藏书楼中，天一阁不算规模最大的一座。宁波为何会有如此多的藏书楼呢？因为宁波历史上的进士特别多，单鄞县一个县就有近1200名进士。这些进士在辞官归乡之后，基本都选择居住在月湖周边，因为环境清幽，虽居于城市但“闹中取静”，大隐隐于市，也方便和邻近的文人一起进行文化交流。天一阁的主人范钦在升为兵部右侍郎后，因严嵩当权，受人弹劾，辞归乡里。当时居于月湖之上的还有从南京兵部尚书退职回乡的张时彻，和告老还乡的兵部侍郎屠大山，三人意气相投，诗文唱和，被称为“东海三司马”。这些家族以书香维系家族发展，有些家族在科举上进士及第相连。最为著名的如史氏家族，是南宋最有权位、影响最大的家族，家族在“师、水、弥、之、卿”五代中，有“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之谓，史称“渡江之后，世家之盛独在史氏”。

历史的淘洗，最终形成了天一阁这样的文化高点。而月湖比天一阁的历史更为悠久，天一阁体现了士大夫藏书守道的文化，而月湖则体现了近千年中国士大夫完整的文化生活和高雅的精神追求。黄文杰指出，月湖文化的“大”，其实是放在中华的文化格局上来看的。首先来看月湖的名字起源，史料记载，古代宁波罗城中主要有两个湖，一个形体较小，它的形状如“日”；一个形体较长，形状如“月”；两湖有水道相联，有时并称为“南湖”。后来根据“明州”（宁波建立州志时第一个名字叫明州）的意义，称为“日湖”“月湖”。月湖之上有十洲，是历代士大夫精心构建的城市园林，分别以士大夫最倾慕的菊、芙蓉、柳、竹等具有君子品格的风物命名。随着时间的发展，宁波已将月湖这个“进士之湖”很好地转变成了现代知识分子之湖，变成了“院士之湖”。宁波是中国许多院士的故乡，在月湖边的书院巷11号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建筑，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的故居。翁氏家族一门三院士，翁文灏是旧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翁文波是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他们的侄子翁心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翁氏家族是典型的宁波院士家族。月湖之畔，也走出了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家屠呦呦。

从宁波历史来看，最为精英的文人学士都聚居在月湖，月湖不仅是宁波的文脉集聚地，也是宁波的商脉汇聚地。宁波是中国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唯一的衔接城市，是海外商贸往来的中转站。南宋时期，宁波成为了当时的三大港口之一。宁波以密集的运河为运输渠道，运送大量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出口海外，使宁波成为南方的经济重镇和文化重心。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带动了宁波民间经贸的繁荣，也让中国古代处于社会底层的商贾更有自信，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经商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后来，黄宗羲等学者提出主张“工商皆本”，反对“重农抑商”，这些思想不仅深刻影响宁波学者与民众，更是中国的民主启蒙，这些学说的支撑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宁波作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之一，也兼具了与外国沟通往来的功能，月湖也是当时的“使馆区”。南北洋船舶多聚集在宁波港口，在月湖修建了高丽使馆和驿站，专门用以接待外宾。许多海外来客，如日本遣唐使、遣宋使、遣明使等来到中国后，大多就居住在宁波，学习交流中外文化。例如日本画家雪舟就曾到访过宁波，他不但与当时的文人雅士、官员等结下亲交，更在禅宗五山之一的太白山天童寺得到禅堂首座的名誉。雪舟的作品广泛吸收了中国宋元及唐代的绘画风范，他曾给宁波画了一幅《宁波府图》，其中的景色就有他曾经逗留过的月湖湖心寺。月湖作为文化传承的支点，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起点，也是东方文化向欧洲与东亚输出的起点。而五口通商之后，月湖则见证了西风东渐，大量西式学校、建筑兴起，走出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众多干将，如北大著名的“一门五马”。月湖是当时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区域之一。

如今的宁波，“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是传统文化的集聚地。天一阁•月湖景区在2018年10月成功创建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宁波建设“名城名都”最生动的现实样本，也是“诗画浙江”美丽画卷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既是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具体体现，更是宁波城市形象走向远方的最好载体。

（文／伍策 孙玥 图／尤紫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