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睛】湖南洞口，偏处湘西南落后之区，曾因李氏之故而名闻天下，得一代枭雄袁世凯和人中之杰谭延闿相继题词赠匾，不仅是本地萧、李二姓百余年来之骄傲，也是湖南洞口民众历史上难得之殊遇。

位于湖南省洞口县杨林镇芭蕉村的 “萧母李老儒人祠”，系中华民国政府为旌表节孝贤媛“萧佩玖之妻李氏”而特许修建。从其正门所嵌的四块高大石碑上所刻铭文上可以读出，即使穿越百年时空，这处“节孝坊”所旌表的李氏之懿行厚德，仍感人至深，不失为后人须去尊崇和学习的劳动妇女之典范。

李氏（1861—1915年），今洞口县杨林镇草塘村人，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年仅四岁，父亲病故，七岁时，母亲去世，成为孤儿，被叔母萧氏收养。李氏从小天资聪颖，温柔贤惠，得萧氏悯爱，将李氏许配给族侄萧佩玖为妻。萧佩玖性敏好学，弱冠入庠，未几补廪，选为岁贡生，与李氏堪称良缘。清光绪二年（1876），未满15岁的李氏与萧佩玖结为连理。然美中不足的是，萧佩玖患有胃病，身体瘦弱，不堪劳作。且萧佩玖父亲三年前因病去世，家道转艰，小叔子萧佩兰尚未成家，谋生在外，母亲陈氏年岁已大，需要照料。但李氏毫无怨言，独自一人肩负起照顾老母的重担，菽水承欢，周到细致。对丈夫举案齐眉，体贴入微。此后生育三男（即虞臣、建侯、元春）三女，一力哺乳呵护，几乎精血为竭。更加不幸的是，萧佩玖因胃病加剧，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抛下不满27岁的李氏和老母幼儿，撒手人寰。李氏强忍悲痛，扶老携幼，苦撑门庭，生活更为艰难。过了不久，婆婆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而儿女环列，嗷嗷待哺，小叔子虽已成家，然生活困难，无力分忧，故千斤重担全部压在李氏一人肩上。李氏以常人不可想象的毅力与勇气，含辛茹苦，殚精竭虑，夜以继日，绩麻防纱，孝母教子，十余年如一日。此后婆婆陈氏和小叔子萧佩兰相继逝世，都是李氏一手操办丧事，妥为安葬。继而送儿子入学读书，使之各自成家立业，撑起门庭。训女儿贤淑贞良，择婿而嫁，和睦相处；视佩兰之子如亲生，读书择偶，皆竭力助之。待其长成自立门户，继承产业，李氏选肥美让侄，取贫瘠归己，乡里传为美谈。待到家庭经济条件转好，略有富余之后，李氏不仅一如既往勤俭节约，而且悯恤孤寡，乐善好施。有一年大旱，本地发生饥荒，很多人不得不外出逃难。李氏见状，变卖自己家产，得谷百余担，拿去救济那些断了粮的贫困人家，仍然不够，又以自己的名义向有盈余的亲戚邻里借钱借谷再送。第二年丰收，李氏不要别人还债，全部拿自家的谷子去抵了数。对于地方修路架桥等公益事业，李氏总是倾其所有，竭尽所能，慷慨解囊，不遗余力。

由于常年劳累，生活清苦，李氏三十岁左右患上严重的头风疾病，而又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理，不到五十岁，变得日甚一日，渐成绝症，于民国四年（1915）一病不起，溘然而逝，享年五十四岁。噩耗传出，草木含悲，四方民众，莫不垂泪，出殡之日，自发前来为其送葬的人络绎不绝，很多人更是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哀恸之情，不可名状。

其时，正奉县署委办兴贤局，需向上举荐表彰贤能孝廉之人，前清廩生彭国祯对李氏的优良品德钦佩不已，于是通过深入调查，细致走访，将李氏生平事迹整理成册，附以地方证明，上报给武冈县知事高遂泌，高遂泌看了李氏事迹材料后，深受感动，便详细呈报给当时的湖南巡按使陶思澄。陶思澄阅后，认为李氏志节可嘉，迅速咨陈中华民国政府内务总长赵秉钧，请求予以褒扬。赵秉钧也觉得李氏事迹感人，应该表彰，马上禀告给大总统袁世凯，袁世凯阅后对李氏之行大加赞赏，于是亲笔题写“柏舟苦节”四字，制成匾额，许建祠于乡，大力褒扬。李氏的儿子接到袁世凯亲赐匾额后，奉命于民国五年（1916）鸠匠伐石，着手建造，择基在本村向阳的山坡上，开工修建节孝坊，历时二年有余，于民国七年（1918）初冬告竣，得时任湖南督军谭延闿亲笔题写“节孝坊”牌名。建成后的李氏节孝坊，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典雅庄重，特色鲜明，是湖南省民国时期少有的节孝纪念建筑。

湖南洞口，偏处湘西南落后之区，曾因李氏之故而名闻天下，得一代枭雄袁世凯和人中之杰谭延闿相继题词赠匾，不仅是本地萧、李二姓百余年来之骄傲，也是湖南洞口民众历史上难得之殊遇。

（刘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