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邵阳:乡土蜕变中激越错综的生活行板

发布时间:2019-09-26 17:13:28  |  来源:中国网  |  作者:龙永干  |  责任编辑:宋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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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9月26日讯 地处湘西南的邵阳,可谓人杰地灵、文运绵长。远有源远流长的梅山文化、粗犷朴素的滩头年画,近则有纵谈天下放眼世界的魏源,谱曲制乐韵化四海的贺绿汀……而就当下文学发展而言,姜贻斌、马笑泉、邓湘子、赵燕飞、郑小驴等前呼后应,不绝如缕。

李梦昭、李凌洁的《故人庄》(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无疑是近些年来邵阳和湖南文坛不可多得的长篇佳作之一。他以充实丰厚的生活、复杂跌宕的情节、生动鲜活的形象、流丽畅达的笔触、为乡土蜕变创作了一曲激越错综的人生行板。

湖南作家历来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表现乡村的变化,歌哭农民的命运,往往成为了他们文学世界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因子。这一点,在湖南新文学的开创者沈从文、周立波、黎锦明等那儿就有着成功的表现。新时期以来,这种取向在古华、韩少功、陶少鸿、彭见明、孙健忠、蔡测海、姜贻斌、曹旦昇等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在李梦昭的内心,同样有着这样一种绵长而深厚的乡土情结。瞩目乡土的风雨蜕变,表现农民的歌哭喜乐,成了五十万字的《故人庄》中的基本内容,更承载着他对故土和乡人深沉而执著的爱恋。

书写乡土生活的蜕变是湖南作家的优长所在。而李梦昭的《故人庄》不同,虽然作品在开篇有着先祖在石桥铺开辟榛莽的书写,但其关注和表现的重心是当下的石桥铺,是今日为生活打拼,为婚恋爱情歌哭的农民和乡土。因而,《故人庄》有着其他作品所没有的蓬勃火热的生活,也有着比其他作品更为切近真实、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正因如此,整个作品也就更有着鲜明强烈的时代性、当下性和现实性。

瞩目当下,关注现实,是《故人庄》的基本意图所在,但如何抓住生活的关键,则需要深入日常事件和平凡点滴中敞亮其矛盾。显然,有着长期农村生活经验、长期工作于基层的李梦昭是深知当下生活的矛盾和症结所在,那就是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农村发展的相对滞后的矛盾,农民自身发展的不前与其改变自我境遇和命运的冲突。具体来看,作者从三个维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表现:一是乡土和农民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改变既定身份,获得更为富有、更为理性、也更为美好的生活;二是如何理性调控本能和欲望对人性的挟持和裹挟;三是如何让传统道德的优良基因得到传承和发展。

虽然说,《故人庄》对农民如何摆脱种种束缚,去获得更为健康优美、富有理性的生活有着深深的忧患,但整体来看,作品还是洋溢着鲜明的乐观情调。

同时,在《故人庄》中,梅山文化已经转化为一种文化基因化入了隆回大地儿女的血脉之中。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强悍凛然的精神同样流淌在大斧头的血液之中。在危难之中,他可以不顾自身艰危,在流沙中救起桃花;在彭石匠伤害乡亲的紧张情形中,他会仗义出手,解救被铐起来的乡亲;在矿难之中,他会挺身而出,给死去的邻里以应有的说法;即使身陷囹圄,遭遇不平,他会将看守所所长丢进粪坑。艰苦的物质条件、万难的人生逆境,没有让他消沉;牢狱之灾、爱人的远离,经营的失利、他人的陷害,都未曾让他放弃生活,更未放弃自我血性。在他身上,来自民间的生命意志,来自“梅山文化”的“蛮性”等已经成为了他生命精神的鲜明符码,让他在曲折起伏的人生境遇中有着不竭的精神源泉和内在驱动……

前面已经论述,《故人庄》展示的是新时期以来农民如何在市场大潮中摆脱既定束缚、继承优良传统、寻求新发展、塑造新自我的斑斓画卷。但在绘就这幅画卷的时候,李梦昭和李凌洁唱出的并非是一首悠扬清新的浪漫牧歌,也并非在建构一种神奇魔幻的超验时空,而是以严峻目光、现实笔触、赤诚之情在表现着赧水河、石桥铺儿女的激越错综的生活之流。朴素自然、充实真切,浓郁鲜明的生活气息和地域色彩,可说是作品极具特色的一面。

语言来自生活,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地方情韵是《故人庄》的一大特色,而从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推进来看,最为有特色的是作品对人物语言的把握。在以叙述语言操纵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当下,人物对话往往被忽略和遮蔽,但人物对话无疑是最能体现人物性格,是最能表现生活的方式和手段,更是能体现作者文学才情和表现水平的根本因素。李梦昭、李凌洁却在《故人庄》的对话上倾注了极大的用心。无论是借助对话推动情节,还是借其表现人物心理、塑造人物性格的等,它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具体来看,大斧子的语言大气朴素、阳刚明朗,大锤子的语言干脆利落、江湖味道十足,黄牛牯的语言敦厚瓷实、毫无油滑之处,金胖子的语言粗鄙无耻、一副无赖德性……因为熟稔生活,观察仔细,可以说作者在《故人庄》中的语言是从自然生活中流淌而出,不仅毫无雕琢痕迹,而且是人物在此情此境中不得不说的话;不仅“说一人,肖一人”,而且是“人有其口声,人有其性情”。

自然,《故人庄》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作品,它在有着上述种种优点的同时,也有着一些令人感到遗憾的地方。如石桥铺村的历史并没有很好的融入第三代农民的命运之中,对人物命运感悟和体验的表现有些简单,未能深入到人物灵魂和精神的深处。对乡土文化特别是民间意识的藏污纳垢处太过宽容,缺少拷问和深耕意识。对乡村伦理失序和混乱的反思缺乏深度,困境预知也有所滞后。金胖子、刘四娘、刘二妹之间,彭石匠、桃花、大斧子、黄友香之间,特别是无辜的德宝、贝贝、晨晨、丫头等人那儿,他们将面临着怎样的伦理失序与怎样的道德困境,作者未能进行应有的危机预警和焦虑赋值。

(龙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