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12月20日讯 著名先秦史学者李学勤先生评价：“如果没有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而三星堆，则是巴蜀文化研究的核心之所在。三星堆发现的90年来，巴蜀考古成就斐然，这让曾经扑朔迷离的古巴蜀历史得以逐渐廓清其本来的面目。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南兴镇鸭子河南岸，最早发现于1929年燕家院子，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学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先后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1986年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出土青铜人头像、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金杖、玉璋等数百件国家一级文物，震惊世界。全国、全世界众多专家学者关注于此，围绕三星堆以及古蜀文明、巴蜀文明的研究持续不断，高潮迭起。近年来，四川省委省政府更是将围绕三星堆的保护、研究和利用工作，纳入到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古蜀文明传承发展、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工程的核心项目予以强力推动。国家文物局也在考古发掘、大遗址保护、博物馆建设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三星堆发现以来的90年历程，是一代代学人披荆斩棘、上下求索、砥砺前行的历程，是拨开四川远古重重迷雾、重建四川古代巴蜀历史、建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的历程，更是打造巴蜀文明金色名片、见证巴蜀文明从盆地走向世界的辉煌历程。
一、三星堆的最初发现（1929年至20世纪40年代）
1929年春，广汉真武村月亮湾村民燕道诚与其子燕青保在自家院前开挖安装水车的车水坑，无意中发现了一大堆形制各异的玉石器。这批玉石器包括璧、璋、琮、刀、斧、钏、珠及玉料等共400余件。之后玉石器流入坊间，“广汉玉器”名噪一时。这次偶然发现的玉石器有一些被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收藏，有许多不知所终，留下无尽遗憾。
1934年3月16日起，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启动了三星堆的首次发掘，发掘点选在燕宅北边的田埂中。葛维汉、林名均先生通过探沟法发掘，找到了燕氏发现玉石器的原坑，出土器物及残件600余件，葛维汉据此撰成发掘简报并发布，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和探讨，这次科学发掘成为三星堆考古的亮丽序章。葛维汉在广汉玉器坑发掘简报中首提“广汉文化”概念，1946 年郑德坤在专著中作了专章论述。“广汉文化”的提出，表明当时学界已关注到了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异同。1941年卫聚贤通过对巴蜀青铜器的研究，提出“巴蜀文化”命题，引起学术界热烈论辩。发轫于上世纪初叶的巴蜀文化研究，与三星堆有密切关联，对后来三星堆的发展具筚路蓝缕之功。
二、持续推进巴蜀考古不断取得新发现（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之下，中国考古学得到了长足发展。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正式提出“区系类型学说”，80年代中期，又发表了具方法论意义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说，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界碑，对考古工作有重大指导意义。巴蜀考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深化了巴蜀文化命题，拓宽了探索领域，在厘清和确立巴蜀文化的发展脉络与文化内涵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三星堆古城”“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相继提出，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80年代，四川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与发掘。1963 年在冯汉骥先生倡导下，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月亮湾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冯汉骥先生指出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中心都邑”，这一论断，已然预见到了20多年后举世震惊的重大发现。1980年—1985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广汉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1982年国家文物局将三星堆遗址列为重点考古发掘工地，发现了玉石器、陶片、骨器、青铜器残片和房址、墓葬、建筑基址等遗迹，为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学分期奠定了科学基础。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对遗址范围和分布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人工夯筑的三星堆土埂和东城墙、西城墙，提出“三星堆古城”的看法。
1949年以来的30年间，四川其他地区的巴蜀考古也陆续有新的发现，主要有：四川广元宝轮院和重庆巴县冬笋坝船棺葬、成都羊子山土台、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和墓葬、四川彭县竹瓦街铜器窖藏、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重庆涪陵小田溪战国土坑墓、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等。其后巴蜀文化研究的若干重大进展，都是充分运用这些考古新材料的结果。
冯汉骥、徐中舒、蒙文通、缪钺、冯汉骥、任乃强、邓少琴等先生关于巴蜀文化的研究及争鸣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巴蜀文化研究热潮，学术界对巴蜀文化基本内涵的认识因此得到不断深化。诸位大家的真知卓见及众多的学术成果，树立了现代巴蜀文化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对后来研究事业的发展和研究队伍的壮大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随着对历年三星堆田野资料整理研究的深入开展和成都十二桥遗址群的发掘研究，四川考古工作者相继提出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初步建立起成都平原从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再到晚期巴蜀文化的年代谱系。
这一阶段，成都平原和长江三峡一带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众多考古新材料刷新了巴蜀文化的研究记录，推动学术研究从巴蜀文化向巴蜀文明高度转变。一批学术新成果从不同角度证明，巴蜀文明具有显著的自身特点，对西南地区古代文化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而成都平原正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中心地区。
三、两个祭祀坑发现与巴蜀考古黄金时代的到来（1986年至今）
1986年7月至9月，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相继发现，这是遗址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重大的发现。两坑出土各类文物上千件，其中以青铜器为大宗，尤以80余件青铜雕像为前所未见的重器。而青铜神树、神坛以及金杖等亦属独一无二的稀世之珍。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两坑重大发现如平地惊雷，拨开了岁月迷雾，揭示出历史真相，从此，三星堆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三星堆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正是中华文明多样性、丰富性的形象写照，向学术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1988年至199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对位于三星堆遗址东、西、南三面的土梁埂和中部月亮湾、三星堆等地点的发掘，确认了三星堆古城东、西、南三面城墙体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实施国家文物局“三星堆遗址2011～2015年度考古工作规划”，又在遗址展开了大规模考古勘探和试掘工作，并获重大成果：一是“北城墙”的发现，改变了北面为河水屏障的旧有认识，新发现的北城墙与以前发现的三面城墙合围，构成了四面完整的城池。二是“宫殿区”的发现，由此确定了遗址的核心区域。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分期、遗迹面貌、文物内涵、文化概况、文化影响等诸方面也颇有收获。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都平原和川东峡江地区的巴蜀考古调查与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各种考古学材料成为巴蜀“信史”的华丽篇章，为寻找巴蜀文明的来龙去脉开启了窗口，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的去向提供了证据。比较重大的考古成果包括：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城址群、桂圆桥遗址、营盘山遗址、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葬、中坝与哨棚嘴遗址、罗家坝与城坝遗址等。三星堆文化之前，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文化得以正式确立。川西北高原与成都平原之间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路径越发清晰。金沙遗址的重大发现，表明了三星堆古国、三星堆文化的迁移与延续。商业街船棺葬为探讨蜀王开明氏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与楚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崭新资料。峡江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初步建立，为探讨川东地区的三星堆文化及十二桥文化的前身提供了重要材料。宣汉罗家坝遗址、渠县城坝遗址的发现为拓展巴文化研究、寻找古巴国国都带来新的曙光。
新时代的考古工作使巴蜀文明的起源及其嬗变的脉络愈见明晰。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则为探讨巴蜀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现象，以及复原巴蜀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等，提供了更加完整系统的信息与解释途径。
四、从盆地走向世界的三星堆
三星堆已然升华为一个足堪表征巴蜀考古和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的文化符号。三星堆对于四川乃至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唯一延续了2000年的先秦古城古国遗址，是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的重要实例。三星堆深刻影响了巴蜀考古和巴蜀文化研究，并与四川及中国考古事业的起步、发展、转变、繁荣息息相关。
三星堆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发现。随着一大批考古资料的整理与公布，巴蜀文明与西北甘青地区、北方草原地区、长江中下游、中原腹地等区域的石峁城址、齐家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殷商文化等国内其他区域古文明关系研究正在加强。巴蜀文明与中亚、西亚、东南亚、埃及、罗马、玛雅等国外古文明联系的研究日益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关注点。巴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和在世界青铜文明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得以进一步佐证。
便随着祭祀坑的发现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三星堆在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上世纪80年代未以来，应各国文化机构的邀请，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频繁走出国门。截至目前，三星堆文物先后70余次出境展览，足迹遍布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新加坡等众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100余座城市，观众逾1000万人次。三星堆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此外，三星堆文物仿制品还多次被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相送。通过三星堆，世界认识了四川，世界各国的人们进一步了解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三星堆成为宣传巴蜀文化、传播中华文明的一张金色名片。
90年辛勤耕耘，90载岁月激荡。
昨日的三星堆开启了四川古代巴蜀的辉煌巨幕。今时的三星堆还将延续前人踏行的深刻印记，谱写新时代巴蜀文明新的宏伟篇章。
（尤紫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