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1月13日讯 2020年1月11日，由四川省文物局主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馆承办，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学术中心协助的“2019年度四川省考古工作报告会”在成都隆重召开。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王毅、四川省政协委员赵川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成都市文广旅局副局长张学文、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等领导出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教授主持会议。在川有考古资质的两院一校（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汇报2019年度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来自相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文物考古机构、博物馆的专家学者以及四川省内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文物部门、文博单位以及成都市民共计350余人参加大会。
会上，濮新代表四川省文物局对2019年度四川省考古工作的顺利开展表示祝贺，对关心支持考古工作的领导，致力于发展文物考古事业的工作者，热心支持文物考古工作的群众，表示欢迎和感谢。
2019年四川考古人的势头依然强劲，田野和研究工作齐头并进，不仅踏遍成都平原、川西北、川西、川南高原山地，他们还踏上云贵高原，澧阳平原，甚至印度洋的岛屿，收获了宝贵的考古材料，进行了扎实了研究。会议现场9位青年学者代表各项目团队，对2019年的收获进行了精彩的汇报演讲，多位专家分别进行精到点评，现场听众热情参与了提问互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郑喆轩分享了甘孜旧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2019年新发现24个旧石器地点，采集盘状石核、手斧、砾石制品等100余件。这次调查是川西高原第一次比较长期系统的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填补了川西北高原长期无明确旧石器遗址的空白。调查发现的20个旧石器地点具有海拔高、分布广、内涵丰富等特点，发现的手斧，是目前有地层记录者中海拔最高的发现，为讨论本地区及东亚手斧的源流及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对进一步理解青藏高原隆起背景下的古人类迁徙交流及人地关系演化也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石涛报告了湖南省澧县鸡叫城遗址项目2018－2019年田野工作收获。项目由川大考古系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结合系统调查与发掘方法。新发现的彭头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遗存，分别将遗址的年代上限追溯至公元前7000年左右，下限延伸到公元前1800年，并明确了从环壕聚落向城的发展过程，城内分布密集建筑遗迹，指向鸡叫城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区域中心，还发现了城内功能布局的线索，这些发现对理解遗址聚落发展历史十分关键。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闫雪报告了高山古城遗址植物遗存综合研究进展。遗址地处成都平原西南缘，以其为中心，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汉代等不同时期的聚落。他们以100余份炭化种子、木炭作为测年材料，获取了遗址的主体年代；对10214粒炭化种子、果实遗存，以及111份植硅体样品的鉴定，研究了作物与其他植物结构，得出高山先民的食谱以稻、粟、黍为主，同时利用大豆属、赤豆、薏苡属、紫苏等植物的种子、茎叶等，也有葡萄属、猕猴桃属、山楂属、酸浆属等果实类等植物资源。为了解释高山古城遗址植物遗存组合特点，还进行了稻的作物加工实验，并进一步讨论劳动力组织模式和“城”的内涵问题。对2076块木炭的研究，则从木料、纤维等基本生存资源的方面，丰富了我们对古人生计活动的认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的陈苇报告了2019年川西北高原调查收获。总计调查73处文物点，新发现34处，其中33处位于河谷地带，1处位于草地。遗存类型统一，遗址多为先秦时期，城址多为历史时期。遗址内发现彩陶、海贝、穿孔珠饰、带耳罐、砍砸器、刮削器、细石器石制品等遗物；城址类遗存发现城墙、马面、布纹瓦片、绳纹陶片、建筑构件、铜钱、穿孔石器等遗物。此次调查发现为推进川西北先秦时期考古、横断山区古代文化交流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的李玉牛汇报了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2019年度发掘成果。该年度工作确定了遗址早期聚落的核心区；对不同时期人群的生产生活、聚落特征与微环境，尤其是“水环境”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窑的发现为遗址早期制陶技术的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屈肢葬在遗址尚属首次发现，更加凸显了海门口遗址丧葬形式的多样性。在未来的工作中，拟完成遗址重要遗迹单位的三维建模，还将进行浮选样品鉴定分析、金属器清理、保护、制作工艺等微观分析与成分分析等工作。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刘化石报告了会理县猴子洞遗址发掘工作。遗址发掘面积6350平方米，早期遗存年代上限约4800～5000年，晚期年代约3400年，发现墓葬、灰坑、灰沟、房址、野外灶等遗迹计522座，其中墓葬357座、房址33座、灰坑121个、灰沟7条、野外灶4个。发现陶器、石器、骨角牙蚌器等各类器物1600余件，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武器等，其中绝大部分为石器。墓葬出土人骨的体制人类学研究、骨化学研究、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和古DNA研究，在性别与年龄、病理与创伤、拔牙习俗粟黍农业、家畜饲养业的多元生存策略、丧葬习俗等方面取得了初步认识。猴子洞遗址的石棺葬墓地与聚落共存，十分少见，且墓葬早晚年代跨度较长，类型丰富多样，器物群具有本地特色，具有重要的考古学价值。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杨波分享了成都市高新区双龙村战国墓地的新发现：1．该墓地墓葬的葬具与同一时期常见的船棺葬和狭长型土坑墓不同，主要是木椁或木棺墓。2．发现了新的器型和纹饰：仿铜陶鼎、盖豆、装饰马车纹饰的铜矛，带文字的柳叶形剑，疑似青铜器纹饰铸造的模、范等。3．该墓地所在区域此前未见战国早中期的墓葬，这次发现填补了这一区域的空白。4．这批墓葬形制特殊，葬俗特别，为研究蜀地战国时期的葬制葬俗提供了新的材料。5．发现了一批保存较好的工具和兵器柄，为我们研究这些器物的使用方式有重要价值。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易立演讲的题目是：唐宋时期成都城的里坊格局与形态。他首先回顾了里坊相关的研究，并梳理了文献中的成都里坊记载，结合近年来成都发现的江南馆街遗址、正科甲巷遗址、城守东大街遗址、鼓楼北街遗址、大科甲巷遗址、内姜街遗址，对里坊围墙的修筑方式，排列模式、屋内结构、水利设施、社区组织等方面进行了论证。他认为成都里坊结构分为子城和罗城，分别属于高级社区和扩建区域；以纵横街道区分坊间边界；各坊设有坊正，坊内居住密度大，有住宅、商业、官府、宗教场所相混杂的现象。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的范佳楠分享了2019斯里兰卡曼泰港遗址的新收获。发掘之前，他们通过航拍测绘、勘探调查工作，全面加深了对曼泰港遗址的了解和把握。发掘时，对发掘区内的地层关系进行了系统把握，确认了石构建筑、方坑群等一批重要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直接反映曼泰港贸易活力的重要遗物。包括中国瓷片420件，来自西亚、中东、东南亚及印度的陶器千余件，珠饰及玻璃片2千余件，以及大量的本地陶片。2018－2019年的工作证实，曼泰港遗址是一座极具活力的古代贸易港，所获遗物材质多元、来源丰富，串联整个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是曼泰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长期居于东西航线联结的枢纽地位的有力证据。贸易辐射面广及整个亚欧大陆及印太地区，是印度洋历史上最早发展起来的首屈一指的大港。未来，他们将对遗址更多区域进行发掘解剖；并贯彻多角度的考古学研究、结合科技手段的运用，加深对遗址演变、港口布局、生计模式、遗物产地、工艺流程的研究。
此次会议的圆满召开透露四川省考古事业蓬勃发展的势头，展现了考古人的精神和情怀，相信通过不懈的耕耘、不断的积累，我们对古代人类的理解会进一步拓宽和加深，考古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会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张晓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