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遗产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遍布全球的遗产地愈发受到关注，遗产与旅游的关系日益紧密，“遗产旅游”进入人们的视野。
近日，记者从保护世界遗产、阐释遗产价值、提升社会文化水平、传播国家形象等视角，采访了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张朝枝。
记者：人们为什么更喜欢去世界遗产地旅游？
张朝枝：遗产地往往与人们有着先天的文化与情感联系，也就是身份认同感。比如大家都会想着“保平安”而去登泰山，想着“做好汉”而上长城……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认同和自豪感的人，都会很自然地激发去看看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旅游的愿望。
世界遗产地大都具有罕见的自然美或者文化艺术价值。现在，由于各种传播媒介的带动，到世界遗产地去“打卡”，往往也成了某种文化品位或消费能力的标签。这些都促使遗产旅游出现了火爆的局面。
记者：2022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50周年。在此背景下来看，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遗产大国。我们有了56处世界遗产，北京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黄山等世界遗产已经全球知名。在文旅融合的趋势下，遗产地肯定会越来越热闹。
张朝枝：会的。学术界通常把前往世界遗产地的旅游称为遗产旅游。其实在世界遗产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了小众化的文化旅游。当更多的文物、古迹、历史城区演变为世界遗产，“遗产旅游”也随之诞生。随着世界遗产的概念与范围不断扩大，现在遗产旅游也包括所有自然与文化保护地的旅游，不再仅仅限于世界遗产地。
记者：许多人认为，只要成功申报世界遗产，就能带动当地旅游发展。
张朝枝：其实还真不一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旅游大发展，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世界遗产遴选标准与旅游市场选择偏好这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事。世界遗产评选主要根据《世界遗产公约》及其相关文件约定的一系列标准，强调各类文化艺术、科学、历史、生态等价值，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但大众旅游市场对目的地的选择往往是基于游客感官体验来判断的。虽然早先有一些项目仅因符合“罕见的自然美”的标准而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但目前这条标准已不能单独使用了，因为专家们对什么是“美”难以形成共识。也正因为这些原因，一些价值很高的遗产地，至今还很难吸引大众游客。据我的粗略估算，大约40％的世界遗产地因不具备旅游观赏性而很难成为火爆的旅游目的地。
当然，由于“申遗”提升了知名度，使得环境整治加快、政府配套投入增多、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增强，再加上如故宫、长城、泰山这样的项目在“申遗”成功前就已是著名的旅游地，这确实会客观上进一步推动遗产地的旅游发展。
记者：一些文物保护工作者认为，旅游给保护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在文旅融合时，旅游会是遗产保护的“麻烦制造者”。
张朝枝：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早在“世界遗产公约”诞生前，一些专家们就觉得战争、城市化、旅游活动破坏了古迹遗址和大自然，因此呼吁对全球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保护。从全球范围来看，直到20世纪末，学者们仍将旅游视为遗产保护的威胁；但随着遗产的数量、种类不断增多，大家逐渐意识到遗产保护状态与周边社区以及人们生活密不可分，而生计又与旅游紧密关联。此时人们意识到：恰当地利用旅游其实也是遗产保护的一种方式。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90％以上的世界遗产地旅游业停摆了。这对可持续的遗产保护造成了新的“威胁”。大家由此进一步认识到旅游对遗产保护原来那么重要。
记者：遗产旅游可以给旅游业带来哪些变化？
张朝枝：近年来，旅游发展理念的转变让大家重新认知世界遗产和旅游的关系。20世纪中期，旅游活动的总体规模不大，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没有引起人们关注，“旅游业是无烟产业”观念盛行，认为旅游业销售的是风景，带来的是可观的经济效益，对环境没有任何负面影响。但很快，人们发现旅游业带来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如旅游设施过度建设、文化景观遭到破坏、水土流失等。这些都极大地危害着旅游业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这时，人们开始反思旅游造成的环境影响，可持续旅游的概念也随之诞生。进入21世纪后，我国旅游主管部门不断加强对旅游领域的生态环保问题监督，强制执行绿色标准、旅游承载量等措施。近年来，又直接将生态环境保护状态作为旅游等级景区评定的一票否决条件。这些都促使旅游发展越来越“讲规矩”。
记者：2022年初，国务院发布了《“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从遗产旅游的特点来看，遗产地旅游应该如何发展？
张朝枝：我们必须树立一种观念，经济效益并不是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的最重要目标。世界遗产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智慧。无论是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其遗产价值阐释又与国家、民族自豪感紧密相关。因此，这些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都被赋予更高的要求。
同时，遗产地的旅游发展一定要适应严苛的约束机制。从过去50年的实践来看，《世界遗产公约》及相关文件对世界遗产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遗产申报与管理过程中即要求遗产地制定系统的旅游影响监控措施。
遗产旅游也融入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山大学在云南元阳梯田遗产地指导的“阿者科计划”，成功地帮助遗产地居民通过发展旅游脱贫致富，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实施“熊猫大使计划”，深入自然遗产地开展自然教育，这些成果很快在国内产生了反响。
记者：中国是世界遗产大国，几十年来的世界遗产地旅游实践，对全球的世界遗产事业提供了哪些有益的经验？
张朝枝：我觉得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探索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界很多人认为世界遗产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小规模、深体验的基础之上，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遗产资源相对较少，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愿望又在快速增长，所以中国的世界遗产地所面临的压力是外人很难想象的。加入《世界遗产公约》30多年来，我们摸索出了一系列大规模大众旅游背景下保护世界遗产的方法与理论体系。在借鉴和反思了已有的遗产地承载量理论、遗产旅游体验理论、社区参与理论和利益分配理论之上，也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遗产保护利用优秀案例。比如长城的保护成效就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得到了高度肯定。
第二，我们也探索了基于东方文化特色的世界遗产地社区参与模式与方法。这些实践表明，为当地社区寻找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与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促进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有效协调世界遗产地人地冲突的根本出路。2021年，我们为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世界遗产青年论坛贡献了“遗产保护与可持续生计”主题，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我们也成为2021世界遗产青年论坛的学术支持团队。
在中国的世界遗产地旅游实践中，还较早地系统探索并建立了世界遗产地旅游影响监测体系。早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监测内容，主要关注世界遗产本体，对世界遗产地的关注相对较少。近年来，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推动和学校科研团队的参与下，我国率先在安徽黄山、湖南武陵源、河南龙门石窟建立了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指标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持续监测，同时帮助这些遗产地建立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些实践成果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也为中国专家进一步参与制订世界范围的负责任旅游目的地评价体系打下了基础。
张朝枝为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主持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旅游科学委员会专家委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保护地科学委员会专家委员。长期从事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研究。（齐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