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关于一卷书画流传的故事。新安江这一带，自古是书香雅集之地。我们知道王维那幅传说中的《江山雪霁图》在有据可考的最后一任藏家为明末东林党领袖、清初诗坛盟主钱谦益之后便无确凿踪迹。而钱谦益的这段收藏故事正发生于新安江畔。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年），钱谦益来歙游黄山后，于三月二十四日在回程舟中与程孟阳嘉燧（程嘉燧为新安画派先驱者之一）相遇桐江之上，便“相见而笑”，随后所收汪长驭家《王蒙九峰图》及榆村程因可《王维雪江卷》同观。”翌年壬午（1642年）十月，钱谦益为冯研祥文昌《跋董玄宰与冯开之尺牍》，提到“祭酒没，此卷为新安富人购去。烟云笔墨堕落铜山钱库中三十余年。余游黄山，始赎而出之。”由此可知，钱氏从榆村程因可所收得的《雪江卷》正是冯梦桢原藏的《雪霁卷》［1］。而钱氏之后，此卷再无踪迹可寻，今说在日本小川家藏，尚存疑，在此按下不表。
再有，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年）仲春，时年55岁的董其昌游了黄山，并宿友人新安吴翼明逾两月，题《宋元明集绘一册》，并赞吴君翼明好古而涉猎广博，阅览此图册如让人有“倘怳如游十洲三岛间，洵卧游之巨观也载！”
文以载史，而绘画作品受限于“纸寿千年”的宿命和颠肺流离的境遇，很难完整流传下来。而丹青传世最著名的，当属660 年前，元代大画家黄公望以富春山水为蓝本，绘就充满传奇色彩的《富春山居图》。据传，黄公望的隐居地在那竹海深处的、山峦起伏、林木葱郁的庙山坞底，抬头望天有豁然开朗之处，因为“别有洞天”而得名“小洞天”。当然，真正盖棺定论“小洞天”的是黄公望自己，他在给自己的画作《秋山招隐图》的题跋中写道：“此富春山之别径也，予向构一堂于其间，每当春秋时焚香煮茗，游焉息焉，当晨岚夕照，月户西窗，或登眺，或凭栏，不知身世在尘寰矣。额曰‘小洞天’。”
《富春山居图》无疑是黄公望晚年集大成者，最难能可贵的在于黄子久在绘画技法上孜孜以求的探索。据说这幅画的完成耗费了4年甚至更久，是因为黄子久的实力不济吗？非也。而是他不想那么一下子就画完。所以问题不在于“外在”创作环境与绘画技术，而在于“内在”美学目标及思考模式的发展与转变。我们再来看黄子久之前自己写的《写山水诀》，其中有言：“作山水者，必以董为师法，如吟诗之学杜也”及“先从淡墨起，可改可救，渐用浓墨者为上”。苏东坡“江山如画”之论，否定了“造化／江山”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绘画应该独立自主的认识。赵孟頫更进一步，让绘画回到绘画史本身，完全自治，自成体系，不假外求。到了明代董其昌，更大胆主张“以境界奇怪而论，画绝不如山水，而以笔墨精妙而言，山水绝不如画”。
有意思的是，多年后，“先从淡墨起，可改可救，渐用浓墨者为上”影响了黄宾虹。然而恰恰是黄宾虹晚年“浓墨”的作品为所谓传统学界所诟病。
这事儿得慢慢说。
要说和黄山的缘分，或许无人能比拟黄宾虹，并且也是新安画派在20世纪得以重焕生机的功臣。黄宾虹本就是徽州人，醉心于黄山，据说一生曾九次登览黄山写生。记忆犹新的是，2017年6月19日晚，中国嘉德2017年春拍“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近现代专场，黄宾虹92岁大作《黄山汤口》以7200万元起拍，经过一系列激烈竞价，最终以3亿元落锤，加上拍卖佣金最终成交价为3.45亿元，创其个人作品最高成交价。
这就有意思了——因为恰恰是黄宾虹晚年作品之前是被否定的。不过呢，有一个“八卦”是这样的：据说黄宾虹老人家给自己算过一卦，说他的画要50年后的人们才会懂。巧的是，偏偏是在2005年也即黄宾虹去世之年1955年的整整50年后，浙江博物馆展出了封存30年的黄宾虹捐赠作品；而今拍卖创天价纪录也不过是距他去世62年。以上，仅作为一种谈资，未必当真。但是好的作品经历时间的考验才能深入人心，这也说明黄宾虹是超前的——是的，笔者认为，黄宾虹应是当之无愧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且自成一格，无论是在民国盛行的各种“西风东渐”风口浪尖下，还是建国后西画占据主流话语权且推崇苏派写实主义风格的大环境下，黄宾虹都坚持做自己、摸索着自己的道路，致力探索出一条立足中国本体文化、从体系内部催生新意的全新道路。
